对于文显老师的这一观点，总的前提我还是基本认同的，但也略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在此想与文显老师作一个沟通、切磋和交流。
3种归顺夫权的婚姻必然导致他权人妇女断绝同自己家庭的宗祀关系和自权人妇女变成夫家的家女。[2] 由此可作如下推断，以宗教信仰为原则组建起来的罗马城邦，宗教理当居于主导地位，神权制支配者的权力地位必然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
[50]其后，随着法的知识和解释的陆续公开，人们可以不依靠祭司而取得在法的知识和解释方面的权威，这为后世的世俗法学的生长提供了合宜的土壤。[38]文化领域，将它作为吸引人才的手段。然而，受宗教影响，这一离婚权通常为家父享有和行使。[11]A·Burdese. Manuale di Dirrito Private Romana. UTE. Press. [12][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如上所述，家父在家庭宗教中具有举重若轻的地位。
后来可能因安东尼努斯将市民身份和罗马的权利授予帝国的所有居民，夫权婚姻便成为了一种濒临灭亡的制度，在罗马东部行省很快便销声匿迹了。至于时效婚，由于它使夫权产生于简单的1年居住期，在安东尼努斯时代，也被法律废除并最终被习俗剔除掉。[8][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彼此行为机会成本的高低决定着达成权利交易的难易程度。[12]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以及后世的许多法律学说在总体上对法律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和说明，都蕴涵着对法律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Robert Rowe et al.，An Experiment 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Visibility, 7 J Env.Ecom. And Management 1(1980)． [20]Richard Thaler,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1 J. Econ. Behaviour and Org. 39 (1980). A good Overview is Hoffman and Spitzer, Supra note 5.转引自[美]凯斯·R·孙斯坦(Cass R. Sunstein) :《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338页。[18]David S. Brookshire and Don Coursey, Measuring the Value of Public Good: Ad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Elicitation Procedures, 77 Am.Econ. Rev. 554(1987)． [19]Judd Hammock and G. M. Brown, Waterfowl and Wetlands：Toward Bio-Economic Analysis (Washington, D. C.：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dist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1974)。
认识活动是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主体对通过在实践和交往中获得的关于客体的信息加以选择和取舍、整合和重构，从而在观念上、大脑中再现客体，并反映主体与客体关系。[5]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地区和社会组织乃至每一个个人的利益各有不同，人们相互之间构成形形色色的利益主体。 二、法律解释的交往理论[11]与权利相互性 法律关系紧张或权利冲突膨胀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律认识论层面的问题。法律通过对主体具体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既要反映其有效地得到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又要忠实记录下遭受拒绝的利益，以及某种利益所获承认的可能限度。这就是说，法律一般不以主体作为区分标准，而是以行为作为区分标准。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力谋求解决的办法，减轻或者限制其冲突给社会带来的损害。从历史上看，这种法律关系的组织结构、范围层次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间、群体与群体间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反复博弈、反复试错的基础上，经验性地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情感）的交换而最终形成的。由于我们既不能绝对否定相互冲突的利益中的任何一种以消除冲突，也不能指望增加利益资源来解决大多数的权利冲突，因此，人们最为关注也是最常用的解决模式便是为各种权利设置相应的义务或限制，从而界定各自的权利边界，以消除权利的冲突。张三拥有一块土地的所有权，甲企业出售自己的产品，李四在自己的牧场里放牧羊群，等等……。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页。[17]这种因权利初始分配而对当事人的偏好产生的可能影响，通常被称为赠与效应。
[11]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在他创立科学的实践观和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摘要】作为法经济学的本体性应用和检验，本文对由法律本身的特质所引申出来的关于法律诸要素的内在涵义及其实践问题予以说明。
认为法一般的和最终的目的，不过是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而已。而基于法经济学立场和交往理论，对这三个方面可做如下重述： 1．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行为是交往性行为 法律调整不是通过人们思想的调整来进行的，而只有人的行为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和存在。则立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在各自的法律场域中，会形成彼此的博弈关系和战略对策。用认识的多极化主体来取代单一主体性，是这种认识论转向的核心特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页。张，乌尔比安则基于所保护利益类型的不同而将法区分为公法和私法。
哈贝马斯更将主体际的意义理解和合理性视为哲学的主题。然而，这一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权利相互性问题（法律上的两个合法权利的冲突），即甲享有之权利与乙享有之权利同时并存且相互影响，单方面施加禁令或惩罚并不是唯一最佳答案。
上述事例中主体权利并非绝对明晰，所谓权利的确定性、客观性其实是相对的，其权利行使离不开相对人的配合，从资源有效配置的结果反推的话，按照单一性思维所做的判决很难具有效率性。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其内容、性质、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但在实际生活中的法律却并非黑白分明。
[16] 三、交往理论视角的法律本质 传统法理学主要从行为、关系、权利这三个相互联系、依次递进的方面来理解法律。它不仅根源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地位日渐提高，作用越来越大，以及人们对利益分配与救济产生的更为明确而迫切的主张等因素之外，还涉及如何看待主体之间法律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可交易性，以及法律行为、法律权利、法律关系的经济本质。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不可避免，必须正视它的存在。[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法律正是在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和重整过程中逐步地向前发展的。所谓革命、改革、改良，实质上都是对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或再分配。
以十字路口的车辆通行规则为例，绿灯亮时，可以行驶车辆。利益虽然独立于法的创制和实施过程而存在，但它也同时决定于社会的各种规律对主体的作用及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利益也随之变动不居。
(3)主体和客体的划分是不确定的，交往双方互为主体，形成彼此之间双向的交流过程不仅如此，权利与权利之间往往还存在着很大一块弹性空间和灰色区域。
新的时代条件下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和不断升高的社会成本则更加凸显了法律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和相对性，传统法学所认可的权利义务之客观性与确定性很难周延，对此借助于对法律权利解释的主体间性视角和作为认识工具的相互性思维进行理解，可以得出新颖而深刻的结论来。彼此行为机会成本的高低决定着达成权利交易的难易程度。它表征社会个体和群体之间，以及个体和社会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产品和交流传递其观念、情感和意志等以达到理解、协调、合作、一致的相互作用。经济商贸活动日益频密，社会交往依存更加密切，知识共享和文化传播更加快捷，法律的调控范围和社会作用也逐渐扩大，与此相伴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人们的权利观念高涨，权利的呼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形形色色的权利冲突问题更成为一个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也向法学界提出了亟需我们关注并加以解决的理论课题。
[13]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还引述并分析了一系列普通法案例来阐述其命题，在对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Sturges v. Bridgman）的分析之后，他评论道：如果糖果制造商不开动他的机器，医生的工作就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医生不在该地设立诊所，那么机器并没有影响任何人的工作……如果我们想讨论问题的因果关系，那么当事人都引起了损害。转型时期的中国，则处于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新的权利诉求不断地被人们提出与主张，从探视权、隐私权、知情权、肖像权、名誉权、生育权这些逐渐被立法确认的权利到亲吻权、贞操权、送葬权、悼念权等尚存争议的权利。
[16] 三、交往理论视角的法律本质 传统法理学主要从行为、关系、权利这三个相互联系、依次递进的方面来理解法律。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所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法律形成和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彼此间利益驱动、相互博奕，最后达致利益相对平衡的过程。
对此科斯指出：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实质。达成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调整进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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